2021年11月，美国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世界上的科技亿万富翁们，正在打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马斯克主义（Muskism）。
莱波雷是哈佛大学美国历史学和法学教授。她认为，从火星、月球到元宇宙，科技大佬所奉行的马斯克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外星的资本主义。
在这一体系下，股票价格与其说是由收益驱动，不如说是由科幻小说的幻想驱动。
马斯克主义起源于1990年代的硅谷，随着后来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硅谷初创企业的主张也变得越来越宏大。
莱波雷犀利地写道：
“科技公司开始谈论它们的使命，而它们的使命总是被夸大：改变工作的未来、连接全人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拯救整个星球。
马斯克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里，公司非常公开地、相当狂热地担心各种形式的世界末日灾难。
他们担心气候变化的真实灾难，但是更常担心神秘的‘生存风险’，或X风险，包括人类的灭绝，显然，只有科技企业亿万富翁才能将我们从中拯救出来。”
马斯克主义结合了科技幻想与资本扩张，试图将科幻小说的叙事融入商业实践，创造了一种“外星资本主义”（extraterrestrial capitalism）。
由莱波雷提出马斯克主义，是这几年来北美学术界和媒体不断讨论的话题，其核心围绕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价值观、商业实践及政治行动展开。
马斯克把人类在宇宙中的征程看作个人使命，他的商业野心深受科幻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影响。
十几岁的时候，马斯克读到了《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一部由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于1979年发表的科幻小说。
这部作品最先以BBC广播剧的形式呈现。在亚当斯笔下，那些富可敌国的商人，拥有自己的火箭，可以在其他星球建立殖民基地。
马斯克想过用《银河系漫游指南》故事中至关重要的宇宙飞船“黄金之心”，命名Space X发射的第一枚火星火箭。
不过，他的太空梦最先是从第九艺术——电子游戏开始。
12岁时，马斯克用BASIC语言编写了一个名为《Blastar》的太空战斗类游戏，以约500美元的价格将源代码卖给《个人电脑与办公技术》杂志，这是他人生赚到的第一桶金。
在《Blastar》的设定中，玩家是一个太空飞行员，孤身一人执行“摧毁携带致命氢弹和状态导弹机的外星货船”的任务。
马斯克曾说，“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看了太多漫画吧。在漫画世界里，英雄似乎总是试图拯救世界，让世界更加美好。”
以“极客技术原教旨主义”为底色，马斯克主义主张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例如，气候变化、能源枯竭和星际移民问题。
这一概念尚未形成严格的理论体系，但这片土地不会对它感到陌生。
193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盛行了一场技术官僚运动（Technocracy Movement）。
出生于美国的加拿大人约书亚·霍尔德曼（Joshua Haldeman），也就是马斯克的外祖父，恰好是该运动的核心领导者之一。
技术官僚主义者主张，以技术专长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取代传统党派政客和商人，通过工程手段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而非代议制民主和伴随而来的党派政治（与马斯克推崇的“算法治理”理念一脉相承）。
与马斯克类似，在当时，技术官僚运动发起者、美国工程师霍华德·斯科特（Howard Scott）认为，商人没有能力为公众利益改革行业，应该把行业控制权交给工程师，技术和工程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技术官僚主义相信，相较于民选政客，工程师与科学家能更好地指导国家走向正确的未来，一个更加理性和富有成效的未来。
不过，这股技术官僚运动的热潮没有延续多久，就被随后愈演愈烈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掩盖，而后，又在二战期间，因为内部斗争彻底瓦解。
当斯科特去世之后，为了吸引大众的注意，奉行技术官僚主义者，还写信给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等科幻作家，希望吸引其成为组织成员，说服读者研究技术统治理论，但最后不了了之。
马斯克的行为主张，灵感似乎来自控诉资本主义的故事。而这份控诉资本主义的叙事体系，已经切实融入了DOGE的行动小组之中。
回到今天，当技术派占据主导地位后，关于“全球文科消亡”大讨论又开始了。
这表面上好像是“理工科”与“文科”的一场博弈，梳理现象的背后，操盘手的思想和认知，又像是被“文科生”所幻想或者创造的科幻文艺世界所塑造。
最终，一切又回到了“文科生”与“文科生”之间，完美闭环了。
事实上，现代教育中的文、理科的分界，在人类教育史上不是一直都存在，与技术变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十七到十八世纪期间，科学革命和实证主义兴起，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在内的自然科学才发展为独立学科。
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进一步刺激了工程技术学科发展，大学增设工科专业，“理科”逐步与人文社科逐渐分野。
而全球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离不开普鲁士王国的教育改革影响。
十九世纪左右，德国教育家、政治家、人文学者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推动了大学改革，强调研究型大学与学科专业化，强化了文理分科趋势。
莱波雷所在的哈佛大学去年削减文科课程，掀起了“文科消亡”的讨论，而她最新一篇的文章谈论的话题，也可能也会让一些文科生破防。
2月10日，她在《纽约客》发布了一篇文章，以纪念这份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大学以上学历的读者群排名最高（皮尤研究中心数据）的刊物创刊100周年。
“《纽约客》最好的地方在于它有独特的声音，但这也是它最糟糕的地方。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是如此。”
莱波雷认为，编辑之间的战争成就了《纽约客》，但大多数编辑仍然默默无闻。而默默无闻，通常意味着被低估。
然而，编辑是一门正在消亡的艺术。她说，正是这种衰落，才有理由打破《纽约客》创始人哈罗德·罗斯 （Harold Ross）的设定的那个蹩脚的规则，即，永远不要写关于作家的文章，也不要指名道姓地提到编辑。
“如果回到1925年，阅读或收听当天出版的所有内容——书籍、杂志、报纸、时事通讯和广播——几乎所有内容，除了令人心跳加速的体育直播，都会有一个经过编辑的过程。编辑，不管怎样，优秀的编辑，都会考虑所说的内容是否清楚，表述是否公平。
一个世纪之后，在现在这个充斥着推文、TikTok、Substack帖子和闲聊播客的时代，每天发布的海量文章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内容是经过编辑的，而且，任何人都可以编辑，很多人穿着病号服，屁股露在外面，屁股迎风而立。”
尽管如此，她仍在文章结尾中再次呼吁编辑的重要，“作家就像绵羊，毛茸茸的，但坚定不移，咩咩叫着。而最好的编辑，在高山上，就像是牧羊人，驱赶狼群，把羊群赶到更好的牧场，拯救迷途的羔羊。”（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李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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