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营商环境、行业发展还是外商投资，普遍都呈现出一幅负面景象。
21世纪初，面对陷入长期低增长乃至衰退的德国经济，《经济学人》杂志曾将德国比作“欧洲病夫”，2023年，该杂志在时隔二十年后再次称呼德国此名。
虽然德国人对此相当反感，但德国2023年经济增长成绩确实很差，为-0.3%，2024年为-0.2%，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二次连续两年下滑，可见这一评价，亦非空穴来风。
从昔日的“欧洲火车头”到如今的“欧洲病夫”，德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未来出路何在？
惨淡的衰退现象：工业外迁、企业破产、外资减少
德国经济确实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无论是营商环境、行业发展还是外商投资，普遍都呈现出一幅负面景象。
德国信用评级机构Creditreform预测2024年德国破产公司将同比增长24.3%，达到自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且2025年还将进一步增加，可能与金融危机爆发后超过3.2万家公司破产的记录水平相当。
破产潮来袭的同时，还有大量企业在苦苦支撑，不少被迫大面积裁员。据不完全统计，德国汽车产业2024年宣布的未来几年裁员总人数超过7万人，仅大众汽车一家便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德裁员3.5万人。
2024年，德国工业增加值同比下滑约3%，机械制造、汽车、化工等几大行业均陷入低谷，进而拖累了德国2024年出口罕见下降0.8%。
截至目前，德国工业生产仍低于疫情前10%。德国工商总会（DIHK）一项调查进一步显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公司中有18%表示计划迁往国外或减少生产，工业企业中这一比例从2022年的21%增加到2024年的37%，在能源密集型企业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5%。
德国行政程序烦琐，审批流程冗长，企业在进行项目投资、申请许可时需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批，繁琐的手续和漫长的等待时间会延误企业发展时机，增加企业运营成本。
2021年，特斯拉曾致函德国政府，表示后者对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进度与该类项目面临的紧迫性相矛盾，在其申请16个月后还未能给出最终批准项目的时间表，这“特别令人恼火”。
特斯拉敦促德国当局加快审批进程，以赋予投资者更大透明度。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一项研究则指出，严重的官僚主义每年给德国带来的额外经济成本，可能高达1460亿欧元。
自2014年以来，德国在世界竞争力中心指数中的排名从第6位下降到第22位。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家族企业国家指数则指出，与21个工业化国家相比，德国从第14位（2018年）下降到了第18位（2022年）。
该基金会主席基尔希多夫批评指出，自2006年首次发布国家指数以来德国从未进入过前几名，但之前至少处于中游位置。
营商环境的恶化也带来了外商用脚投票。2020至2023年短短数年间，德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389亿欧元大幅下降到219亿欧元，表明德国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正在恶化。
除此之外，仍在延续的俄乌冲突、高企的能源价格、加剧的特朗普保护主义，以及红绿灯政府的崩溃等，都对德国经济竞争力与营商环境构成了重大伤害。
从目前来看，2025年德国经济前景仍将黯淡，德国央行刚刚下调预测，认为2025年德国仅能实现0.2%的小幅增长，如受到特朗普关税政策严重冲击，德国甚至可能连续第三年出现下滑。
透过现象看本质：创新缺失与投资不足
产业不振、破产裁员乃至信心不足，这些其实都是问题的表象。从根子上看，德国经济的困境与近年来投资不足、创新退步以及新兴产业式微导致的结构性问题，息息相关。
多项研究显示，德国在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正遭受挑战。近年来，德国专利申请呈现出负面趋势。自2000年以来，德国在国际专利申请中的份额一直在稳步下降，与此同时中国、韩国等国则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人工智能领域方面，2023年全球共注册了54000项专利，排名榜首的中国共注册了38000多项专利；排名第二的美国注册了6000多项专利，仅为中国的六分之一；德国排名全球第七，共注册了708项专利，与领跑者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德国汽车管理中心推出的2021~2023年度汽车创新实力榜单考察了纯电动汽车领域的制造商并指出，从创新份额来看，中国企业在过去两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而美国和德国制造商的创新份额则有所下降。
在该榜单中，中国品牌占据前三位，分别是吉利（108.9创新分）、上汽集团（76.6创新分）、比亚迪（71.6创新分）。与之相比，欧洲排名最高的是大众、奔驰与BMWYY>宝马，分别位列第四，第五与第七。
电池电动汽车技术的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既为全球汽车企业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错综复杂的挑战。
在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引领纯电动汽车技术，通过令人刮目相看的创新能力支撑着中国品牌全球强劲发展的同时，德国车企却相对缺位，不但陷入破产裁员困局，对其未来竞争力也将构成长期损害。
雪上加霜的是，在创新方面本来就陷入困境的德国企业还不打算在德国扩大创新活动。
Allensbach民意调查机构最新问卷显示，大约三分之一大型工业公司已经将研发转移到国外。64%的受访者相信外国竞争对手可以更轻松地实施新想法和技术，58%将研究转移到国外的公司将这一决定归因于成本原因，47%的人提到了国外官僚主义程度较低，34%的受访者希望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有更大的创新自由。
由此可见，成本过高、官僚主义、创意不足等诸多严重问题制约了德国发展。德国工业联合会总裁赖宾格表示，研发的迁移威胁到德国作为商业驻地的地位，“创新是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繁荣的最重要驱动力”。
与创新不足如影随形的是融资困难与投资不足。一个经典案例是德国空中出租车独角兽Lilium。
2024年底，该企业在向德国复兴信贷银行1亿欧元贷款融资失败后宣布破产，直接原因是德国联邦政府拒绝为其提供担保。该公司创始人丹尼尔认为政府支持不足拖累了其发展，并指出它的竞争对手们在美国、中国、英国等都能获得足够的支持与资助。
丹尼尔甚至表示，如果能够重来，不会在德国创业，“世界上没有一家飞机制造商能在如此境遇下取得成功。创新型国家不是偶然出现的，需要公共政策来刺激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
欧盟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在对于未来竞争至关重要的人工智能领域，欧盟去年12月宣布将选择7个地点通过专项资金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优化的超级计算机，并向初创公司和研究人员开放以训练其各自的模型，项目投资总额为15亿欧元，其中一半来自欧盟预算。
这一数字与美国相比相形见绌。特朗普总统上任第二天即宣布未来四年内将投入5000亿美元，由OpenAI、日本软银集团、美国甲骨文公司等一众豪华阵容参与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AI教授、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网络CAIRNE主席胡斯表示，欧盟的投资“比美国刚刚宣布的投资低了几个数量级”，并称“这表明欧盟的雄心不够”。
本质背后的结构问题：产业守旧、结构老化
德国当前的“失速”并非偶然，而是来自一系列结构性问题。21世纪以来，德国经济一度受益于巨大的出口繁荣，一方面，欧元的引入使德国企业能以被低估的货币进行极具竞争力的出口贸易；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产业版图中崛起及大规模投资增加了对德国设备、机械和汽车等产品的需求。
时至今日，全球对德国传统工业产品的需求在减少，与此同时，德国却不能提供更多面向未来的产品，这种困境才是德国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的根源。
二战以来，德国经济连续两年下滑仅出现过两次，上一次是在2002~2003年。一旦出现连续三年经济衰退，则将成为德国二战以来的首次，可见这一问题之糟糕。
从过去五年来看，情况甚至更糟。在德国GDP五年来几乎停滞不前的同时，同期欧元区其他国家GDP增长了约6%，美国增长了12%。
德国在长期的出口繁荣中变得安逸，未能及时适应时代变化。当下，21世纪的畅销产品以数据驱动和数字技术为基础，而德国企业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和知识产权（IP）领域投资不足。在这些关键领域的投资缺失，使得德国难以在未来技术领域取得优势，也无法重拾出口优势地位。
投入不足显然将导致产出滞后。如在关键数字技术方面，近三分之二 （64%）的德国公司表示，德国与非欧洲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在过去五年中有所扩大。更糟糕的是，高达60%受访企业认为德国能够迅速赶上其竞争优势的可能性很小。
德国的问题是整个欧洲的缩影，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社会、经济自我调节更新机制的失效。
无论是监管过多、官僚主义，还是创新不足、投资缺乏，同频共振地构成了其迭代进步按键失灵。如果我们把创立于五十年以内、市值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称作新兴龙头，欧盟仅有14家科技龙头，总市值为4300亿美元。
这个数字听上去很不错，但其实只是当前特斯拉大约1.3万亿美元市值的三分之一，与英伟达、苹果3万多亿美元的市值相比，更是只有大约八分之一。美国这类新兴龙头数量，其总市值高达约30万亿美元，是欧洲的大约70倍。
正如德拉吉所指出的，欧洲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规模接近美国科技巨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更糟糕的是，与美国相比，欧盟创造下一个巨头的机会太少了。
出路：2030议程能否复制2010的成功
在上一次出现连续两年经济下滑的年代，德国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改革。2003年3月14日，当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走上联邦议院的讲台时，超过四百万、占劳动力11.6%的德国人处于失业困境中。
施罗德说，“我们将削减国家福利，促进个人的责任意识，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让德国“重返欧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地位”，并实现“更多经济增长以及更多就业”，随后他将“2010议程”提交给了上议院各党团。
这一议程是一个综合性改革一揽子计划，通过削减失业救济金、放宽解雇保护、鼓励自主就业等一系列措施，旨在激活劳动力市场。
德国乃至欧洲新兴产业的落后，与其说是因为欧盟对创投领域的扶持太少，不如说是欧盟对其他年轻的科技公司施加了太多的限制和要求。
有研究人员指出，期望他们在这么多掣肘下业绩能够赶上美国同行，就像期望美国足球运动员穿着负重背心、眼罩和拖鞋击败欧洲对手一样不现实。
在未来技术方面严重缺课，正在导致欧盟对美国和中国的依赖。德国IT行业协会Bitkom一项调查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这项调查中，41%的公司表示它们严重依赖美国，45%的公司表示它们同样依赖中国；还有40%的公司认为自己比较依赖美国，35%的公司认为自己比较依赖中国。
阿登纳基金会专家格林格指出，欧盟和德国对中美两国“在整个数字领域的依赖度极高”，多年来欧盟在软件、云和人工智能领域均无法推广自身的解决方案。
2月23日，德国即将迎来新一届大选。有望当选总理的德国联盟党候选人默茨在一个名为“2030年议程”的方案中，列出了一些听上去雄心勃勃的措施，让人不由想起前总理施罗德“2010议程”。
这一议程旨在通过数字化转型、绿色经济、教育和创新投资等一系列调整改革，推动德国实现每年2%的经济增长。
通过“2010议程”一举扭转德国“欧洲病夫”形象的施罗德，虽然显著增强了德国的国际竞争力，但也因此饱受带来社会不公的批评，甚至社民党内都有其他政治领袖因难以理解这一改革而愤然脱党。
2005年秋天，大选提前一年举行，社民党落败，施罗德黯然下台。不过到2011年，德国失业率从十年中期的平均10%下降到7%左右，达到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点，最后在新冠疫情之前甚至下降到5.5%。
同时得益于改革，德国较好地渡过了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其余荫惠及至今。
变革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这一次，在面对全球经济挑战时，德国政界领袖需要再次展现出自我革新与勇担责任的能力。
（作者系北京帕特纳斯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兼任中国国际商会理事，英国OCO国际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意大利国家投资发展署驻华首席代表等职务）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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