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应当采纳几乎所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启动新一轮的特别提款权发行，而这样做将引导IMF走上一条为美国创造数十万个就业机会且拯救全球无数生命的道路。
2021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特别提款权（该组织的储备资产）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发行了209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很像现金，因为接受国政府可以将其兑换成各类硬通货币。因此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IMF也可以而且应当更多地对其加以利用。
2021年发行的特别提款权帮助了全世界数十亿人，同时令成千上万美国人从中受益——而且下次也会如此。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约为1万亿美元，如果这些国家能获得一轮储备注入，那它们就将进口更多。
这种影响可能会很大。一场与2021年规模相当的特别提款权发行为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预计会跟总额7500亿美元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在其第一年创造的相近。保守地说，新增就业岗位约为11.1万~19.1万个，其中大部分将出现在制造、运输和仓储等出口相关领域。
事实上它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总数可能要比上述多得多，因为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在稳定发展中经济体方面的作用。如果世界经济像当前这样放缓，这种影响就更加重要（自上次分配特别提款权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相比2021年创纪录的6.6%下降了一半）。
而这也不是支持再次发行特别提款权的唯一有力理由。在新冠疫情后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各类预算紧张状况，发行特别提款权可以帮助它们实施减缓气候变化所需的投资。
即使抛开这些考虑，世界显然也需要再次发行特别提款权。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债务危机，以至于有约33亿人生活在利息支出超过医疗支出的国家，还有21亿人生活在利息支出大于教育支出的国度。
那么为何还不发行新特别提款权呢？在这方面美国财政部是最大的障碍。根据1944年制定的IMF规则，这个拥有190个成员的组织并不遵循“一国一票”原则。相反美国拥有16.5%的投票权，而任何授权发行新特别提款权的决定都需要至少85%的赞成票。因此在该组织中代表美国的财政部拥有否决权，同时该部门只要能拉拢其他高收入国家就能出台它想要的几乎一切举措。
因此再次发行特别提款权需要的是美国的支持。尽管美国财政部需要提前90天通知国会，但一场与2021年规模相当的发行实际上无需国会投票通过。特朗普政府会同意吗？考虑到新提款权的发行将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如果进展迅速，国会不拖后腿，甚至最快在4月就能发行。
虽然美国劳工组织已经表示支持发行新特别提款权，但华尔街在这项事务上也有很大的利害关系。美国金融企业持有数百亿美元受债务困扰之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券，向这些经济体注入新的现金可以使它们避免潜在的巨额投资损失。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它们持有的债券将比三年前面临更大风险。此外与2021年发行时一样，新特别提款权的发行对美国预算的影响为零。
当然，最大的影响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身上。在全球范围内有2.82亿人身处饥饿边缘，比新冠疫情前的1.35亿和2022年的2.58亿都多。新特别提款权所创造的额外储备将使人们能够进口更多食品和药品，并对急需的公共卫生设备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2021年那209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发行额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同年获得的所有官方发展援助额。发行特别提款权可以拯救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且与大多数援助不同的是，它不附带任何债务和附加条件。基于上述所有原因，天主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一直都支持新的特别提款权分配。
没有任何经济学家——包括美国财政部的那些——提出过发行新特别提款权会带来重大负面风险的合理论据。IMF自己的评估结论是，上一次发行“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且“没有证据表明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实质上加剧了全球通胀”。
特朗普政府应当采纳几乎所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启动新一轮的特别提款权发行，而这样做将引导IMF走上一条为美国创造数十万个就业机会且拯救全球无数生命的道路。
（约瑟夫·S·斯蒂格利茨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克·韦斯布罗特系美国智库机构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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